丝路现场 | 林梅村：中国与近东文明的最初接触 ——2012年伊朗考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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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大的丝绸之路研究团队采取多学科配合的方法，前往丝路沿线开展实地考察、调研和发掘，取得显著成就，新疆、蒙古，中亚、印度、伊朗……都留下了学人探索的足迹。值此疫情期间，我们设立“丝路现场”这一栏目，推出北大及相关学人在丝绸之路沿线所做考察的纪要、随感、实录，带领读者实地感受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厚重与博大。

2012年1月，在“马可·波罗研究计划”项目的背景下，以伊朗国家博物馆邀请北大教师参加学术研讨为契机，外语学院叶奕良、王文融、段晴、王一丹，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齐东方，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朱玉麒，走访了部分马可·波罗曾经到过或记载过的地方，并撰有多篇考察文章.我们将在丝路现场栏目下陆续推出。

2012年伊朗考察归来后，林梅村教授撰有五篇考察记，通过实地考察所见的文物、历史遗迹和检索相关文献，探讨中西物质文明的交流以及波斯文明对古代中国的影响。今天我们推送的是其中的第五篇，“中国与近东文明的最初接触”，原载于《紫禁城》2012年第10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五篇考察记全文于文研院官网有收录。

中国与近东文明的最初接触

文/林梅村

尽管中国与伊朗远隔千山万水，但是两大古文明之间很早就发生经济文化联系。2012年1月伊朗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实地考察了伊思法罕省锡亚勒克山（Tepe Sialk）、设拉子市郊波斯波利斯王宫及其附近帝王之谷（Naqsh-e Rustam）等世界文化遗产级别的考古圣地，并在德黑兰伊朗国家博物馆亲眼目睹了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伊朗文物，从而发现天山康家石门子宗教舞蹈岩画与伊朗高原锡亚勒克文化相关；甘肃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出土异形兵器实际上模仿亚述王的“镰形剑”（sickle sword），而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青铜马的造型取材于萨珊波斯艺术。许多千古之谜，一朝冰释。本文将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锡亚勒克山的通灵塔

锡亚勒克山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位于伊朗中部伊思法罕省卡尚市近郊。锡亚勒克山以世界上最早的通灵塔而闻名（图1），其名源于阿卡德语Ziggurat（通天塔）。锡亚勒克山通灵塔属于前埃兰时期（Proto-Elamite, c. 3200~ 2700 BC），[1] 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图1 伊朗伊思法罕省锡亚勒克山通灵塔遗址

锡亚勒克山通灵塔建于公元前2900年，属于埃兰文明四大通灵塔之一。其他三个皆在伊朗胡齐斯坦省境内，分别为楚恰·赞比勒通灵塔，建于公元前1250年（图3）；苏萨通灵塔，建于公元前1800年；哈夫特山通灵塔，建于公元前1375年，时代均晚于锡亚勒克山通灵塔。伊拉克的乌尔通灵塔建于公元前2100年，不过，现存遗址是萨达姆·侯赛因后来重建的，并在塔上用砖砌筑了萨达姆的名字。

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罗曼·葛什曼（Roman Ghirshman）首次发掘锡亚勒克山。[2] 于是，这里成了世界最著名的考古圣地之一，所出文物相继入藏卢浮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法国考古队曾经在锡亚勒克山通灵塔下发掘了一个距今7500年的墓地，说明公元前5500年当地已有人定居。我们到锡亚勒克考察时，入口处有一个遗址内发现的1米高的帕提亚大陶瓮，说明该遗址一直沿用至帕提亚时代（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

图2 伊朗胡齐斯坦省楚恰·赞比勒通灵塔

图3 锡亚勒克山出土彩陶壶上舞蹈图与双马神图

锡亚勒克山是两河流域彩陶文化发源地之一。法国考古队在这里发现的彩陶碗及残陶片上绘有锡亚勒克第三期文化的舞蹈图、人马共舞图，现藏卢浮宫（图3左）。一件锡亚勒克彩陶壶上还绘有古代印欧人崇祀的双马神（图3右），创作于公元前10~前9世纪，亦为卢浮宫藏品。[3]

天山岩画所见近东文明宗教舞蹈

198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上发现生殖崇拜岩画，面积达100多平方米。调查者认为这幅岩画属于塞人遗迹，完成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一千年的前半期，但不会早到距今三千年以前（图4、5）。[4]

图4 新疆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

根据岩画上两幅双马神像（图6-1、6-2），我们判断这幅岩画实乃吐火罗人祭神遗址。双马神是古代印欧人万神殿最早的神祗之一，始见于公元前1400年米坦尼协议（Mittani Treaties）泥版文书的雅利安神名表，双马神的艺术形象见于晚商青铜器，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1世纪就传入中国。[5] 值得注意的是，康家石门子岩画与锡亚勒克彩陶壶所绘舞蹈人物和双马神相同，再次证明这幅宗教舞蹈岩画由来已久，不晚于公元前10~前9世纪。[6]

图5 康家石门子岩画上祭祀双马神舞蹈图

古代印欧人崇奉的双马神还见于新疆巴里坤石人沟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以及晚商青铜器（图6），[7] 说明近东文明宗教舞蹈很早就对中国文明产生重要影响。

图6 新疆、内蒙古和中原晚商青铜器上的双马神

①-②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双马神岩画；③新疆巴里坤石人沟双马神岩画；④-⑤内蒙古阴山双马神岩画；⑥晚商青铜器的双马神，公元前11世纪

亚述文明的天籁之音

在伊朗加兹温浴室博物馆考察时，见到一个展室内陈列着两河流域古乐器——箜篌（图7左），其艺术造型与伊拉克出土的亚述浮雕画板上乐师演奏的箜篌（图7右）如出一辙。这种古老的西亚乐器后来经伊朗高原传入中亚、印度，乃至新疆天山。中国与近东文明的最初交往就从箜篌开始。汉武帝年间，箜篌从西域传入中原，《汉书·郊祀志》、东汉应劭《风俗通》皆有记述。《隋书·音乐志》则说:“今曲颈琵笆（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西域。非华夏旧器。”

图7 伊朗加兹温浴室博物馆藏竖箜篌与伊拉克出土亚述乐师演奏竖箜篌浮雕画板

箜篌是西方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源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化，历经古埃及、亚述、古波斯几个发展阶段，传入欧洲后称之为Harp（竖琴）。

图8 大英博物馆藏亚述浮雕画板上乐师演奏箜篌图

箜篌传入中国与亚述帝国密切相关，汉语“箜篌”一词即源于亚述语cank。[8] 亚述人在两河流域的历史分为早期亚述、中期亚述和亚述帝国（亦称“新亚述”）三个时期，称雄美索不达米亚近300年（公元前10~前7世纪）。那么箜篌传入中国不晚于公元前7世纪。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亚述王阿顺希尔帕勒二世时期（公元前865~前850年）创作的《庆贺猎牛图》浮雕画板，上面有两位亚述乐师弹奏卧箜篌图像（图8）。[9]

图9 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出土亚述艺术风格的箜篌

200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发掘出一件亚述风格的卧箜篌，[10] 属于苏贝希文化早期（公元前9世纪）。这件箜篌实物与大英博物馆藏亚述帝国乐师弹奏的卧箜篌如出一辙（图9）。可谓亚述文明传来的天籁之音。

鄂尔多斯青铜器之近东文化来源

19世纪末以来，我国北方长城沿线不断出土以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浓郁的游牧文化特征的金银器和青铜器，尤其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故称“鄂尔多斯青铜器”。由于斯基泰人喜用动物纹青铜器，西方学者又称“斯基泰青铜器”，而日本学者则以分布地点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11]

众所周知，近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动物纹造型艺术亦不例外。[12]1920年起，从伊朗东扎格罗斯山地的哈尔辛、霍拉巴德、阿里什塔尔，尤其是锡亚勒克山等地古墓中陆续发现大批游牧文化特征的青铜器，时代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700年。有些可能更早一些，以公元前9~前7世纪的遗物为主。[13] 挖掘工作是无组织进行的，大部分器物流入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个人手中。所出青铜器组合主要为：车饰、马具、武器、工具、容器、首饰、别针、仪式用具等。最富特征的器物是饰动物纹样的马具、神像、别针等。这些青铜器主要出自墓地，周围未见居住址。多为车马器，相当一部分属于后来入主伊朗高原的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祖先所有。

公元前1200年，欧亚草原的雅利安人掀起新一轮迁徙浪潮，在美索不达米亚相继建立米底帝国和古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他们的后裔就是今天的伊朗人，而“伊朗”之名即从Aryan（雅利安）一词演变而来。此前（公元前1500年），另一支雅利安人远征北印度，摧毁了印度河古文明；随即向恒河流域征伐，形成所谓“印度雅利安人”。

米底人与波斯人有共同的祖先，皆属于伊朗语民族。早在公元前1200年，他们就从高加索或中亚入侵两河流域，散居伊朗高原西部扎格罗斯山，开始了两河流域“雅利安化”的历史。这些入居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熟知冶金术、驯马术，驾驭马车作战；后来逐渐分化，产生许多操不同方言的部落。其中一部分人接受近东文明走向农业定居；另一部分仍保持游牧传统，尤以米底部落和波斯部落最为著名。公元前843年，米底人始见于亚述文献，这份亚述文书还提到波斯人当时有27个小部落。据亚述学家列文（L.D. Levine）研究，这些伊朗语部落主要分布于扎格罗斯山中部。[14]

公元前612年，米底人联合巴比伦人推翻亚述帝国，随后灭亡吕底亚（前585年），建立了以和犊城（哈马丹的Ecbatana）为中心的庞大帝国。近年研究表明，卢里斯坦青铜器与阿富汗的大夏-马尔吉纳文化（Bactria- Margiana Culture）和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文化（Namazga Culture）关系密切，如两地青铜战斧、柳叶剑、权扙头、动物纹装饰非常相似。卢里斯坦的带流陶器（前1000~前800年）也可在大夏-马尔吉纳文化找到“祖形”，那么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祖先可能从中亚西迁伊朗扎格罗斯山。[15]

图10 内蒙古博物馆藏五原县韩乌拉山双马神岩画复原与宁城县采集双马神铜牌

如前所述，早在公元前11世纪，古代印欧人的双马神像就传入中国，分别见于新疆天山康家石门子、巴里坤石人沟、内蒙古阴山岩画。内蒙古博物馆为五原县韩乌拉山双马神岩画做了一个复制品，同时展出了一件赤峰市宁城县征集的双马神铜牌（图10）。

晚商青铜器族徽上的双马神中间皆有人物，与卢里斯坦青铜器双马神的艺术造型相同（图11）。卢里斯坦与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联系还表现在欧亚草原出土的各类青铜羊首刀剑，如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卡拉苏克文化、新疆塔城和巴里坤以及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羊首刀剑。这些青铜器的动物纹以卢里斯坦青铜器年代最早，如美国圣巴巴拉艺术博物馆藏卢里斯坦青铜羊首权杖头（图12）。[16]

图11 晚商青铜器双马神族徽与瑞典中世纪博物馆藏伊朗卢里斯坦双马神青铜器

1972 年，甘肃省灵台县文化馆、平凉地区展览馆、甘肃省文物考古队联合对白草坡古墓进行发掘，清理了8 座西周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其中有两座小型墓，6 座中型墓，中型墓有腰坑，坑内殉狗一只。其中，M7号墓最大，有棺椁，与M2号墓皆在腰坑内殉狗。而M1号墓与M2号墓形制相同，结构复杂，随葬品丰富。发掘者认为，这批西周墓有早有晚，同一墓的出土物也有早晚的差别。M1号墓和M2号墓出土文物，属于墓主人自作或墓中最晚的器物，皆为康王时期（前875~前860年），至迟不晚于昭王。[17]

图12 卢里斯坦青铜羊首权杖头与南西伯利亚、新疆和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羊首刀

①卢里斯坦；②南西伯利亚卡拉；③、④新疆塔城和巴里坤；⑤河南安阳

图13 甘肃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出土青铜戈人头像与波斯波利斯王宫贡使浮雕的米底人像

我们感兴趣的是，M1号墓出土亚述风格的异形兵器（考古简报称作“钺”），以及M2号墓出土青铜戈上的胡人头像。后者与波斯波利斯王宫28国贡使浮雕中米底人像如出一辙（图13）。米底人原为伊朗北方游牧民族，当时正和亚述人征战不休，后来联合巴比伦人灭亡亚述帝国。鄂尔多斯青铜器卷曲动物纹始见于米底人活动区兹维耶（Ziwiye）遗址，公元前8~前7世纪陆续传入阿尔泰山，天山及河西走廊，后来成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重要艺术题材之一（图14）。[18]

图14 伊朗兹维耶至中国河西走廊沙井文化卷曲动物纹牌饰等

①兹维耶遗址；②维加罗克墓地；③新疆奇台采集；④沙井文化（甘肃省博物馆展品）；⑤阿尔赞1号墓；⑥西伯利亚宝藏；⑦察吾呼沟墓地（卷曲兽纹铜镜）

199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发掘了一处苏贝希文化早期墓地，其中M8号墓与灵台百草坡M7和M2号墓的型制相同，皆有木棺椁和殉狗腰坑。[19] 大龙口墓地采用圆形墓坑，与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的墓葬型制及其出土文物相同，年代约在公元前9世纪。[20] 灵台百草坡西周墓M1和M2号墓均在殉狗腰坑内随葬玉人，而在墓中随葬人俑正是苏贝希文化的典型特征。

图15 甘肃灵台县百草坡西周M7号墓（左）与新疆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墓地M8号墓（右）

商代末年，周武王与商王朝西土八国联合伐纣。《尚书·牧誓》记武王誓言：“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西土八国中的卢国是商王朝西北方国，或称“卢方”，曾经向商王武丁献玉戈。殷墟妇好墓出土大玉戈，上刻“卢方皆入戈五”字样。[21] 西汉经学家孔安国根据《尚书·牧誓》的记载，认为卢、彭二族在汉长安西北，也就是泾渭流域西北。这一带毗邻周人老家周原，那么卢方与周人和西戎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商周时代的卢国可能是后世卢水胡的祖先。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地M1和M2号墓的主人或为卢方从西域招来的雇佣军。他们从天山大龙口起兵，与西土八国一起追随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在灵台百草坡定居。

如前所述，公元前11世纪，近东文明就传入天山东麓和吐鲁番盆地。洋海一号墓地发现了公元前9世纪亚述风格的箜篌，那么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出土的亚述风格异形兵器（图17左）很可能来自吉木萨尔大龙口、吐鲁番洋海等地苏贝希文化分布区。从器型看，这件异形兵器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兵器——镰形剑。这是两河流域著名古兵器之一，屡见于埃及、赫梯和亚述遗址或墓葬。埃及人称之为kopesh，如卢浮宫藏古埃及的镰形剑（图16左），西方学者则称sickle sword（镰形剑）。大英博物馆藏新亚述王那西尔帕勒二世造像就手持镰形剑（图16右），年代为公元前875~前860年。大英博物馆还收藏了一把卢里斯坦游牧人打造的青铜镰形剑（图16中），亦属于这个时期。

图16 亚述王那西尔帕勒二世雕像（右）与埃及、卢里斯坦青铜镰形剑（左、中）

欧亚草原古代游牧人还用动物纹装饰镰形剑，如乌克兰的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把豹纹铜鎏金镰形剑（图17右），据说是南俄草原游牧人——萨尔马提亚人之物。

图17 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出土镰形剑（左）与南俄草原萨尔马提亚镰形剑

2000年，甘肃礼县圆顶山二号秦墓出土的一件铜柄铁剑上出现鎏金。据介绍，该剑残存茎及柄，残长14.6厘米，茎为长条形，格、首上所饰的双首共体龙纹均鎏金。从刊布的照片看，鎏金亮泽。这座墓共出土铜鼎、簋、壶等青铜器及玉器凡102件（组），年代定为春秋中晚期。另一重要发现是，1983年3月甘肃宁县焦村西周墓出土一件铜戈，考古简报介绍这件西周管銎戈援本虎面上鎏金色泽光亮。这座墓是当地群众取土破坏后文物部门清理的，仅发现有青铜兵器及车马器，未见陶器。考古简报定此墓为西周晚期。有学者认为，从出土铜兵器看，这件有鎏金的短胡一穿戈及另一件微胡长直援戈，均为典型的西周早期形式，车马器上也未见西周晚期常见的环带纹、重环纹及窃曲纹，那么该墓属于西周早期，极有可能就是西周时期秦人墓。[22] 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豹纹铜鎏金镰形剑与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出土的虎头镰形剑非常相似（参见图17），也许是公元前9世纪之物。

据以上讨论，所谓“北方系青铜器”的定名颇成问题，许多鄂尔多斯青铜器如羊首刀剑、双马神、卷曲动物纹牌饰、镰形剑等，实乃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西域，乃至近东文化交流的产物，与北方草原文化本身无关。

近东文明城垛艺术之东传

公元前585年，米底王国末代君主阿斯提阿格斯继位，新王的小公主下嫁米底附庸国波斯贵族阿契美尼德家族冈比西斯一世，后来生下王子居鲁士。公元前553年，居鲁士起兵反叛米底；公元前550年灭亡米底，建立古波斯帝国。城市和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两大标志，古波斯帝国最令人震撼的建筑是波斯波利斯王宫，而城垛纹堪称近东艺术中最富想象力的装饰之一，波斯波利斯王宫御道两旁就以石雕城垛为装饰（图18）。

图18 波斯波利斯王宫御道两旁的石雕城垛

近东文明以城垛为装饰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伊朗西南部克尔曼和塞斯坦公元前3000年晚期吉罗夫特文化（Jiroft Culture）城垛纹石雕盒（图19①）。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一个伊朗出土的城垛纹象牙雕刻（图19②），年代在公元前8~前7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博士最近发现，吐鲁番洋海1号墓地出土的立耳彩陶杯用亚述艺术风格的城垛纹作为立耳（图19③）。

图19 伊朗与新疆城垛纹艺术品（①②：伊朗古文明；③：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④：新疆和静县汉墓）

公元前3000~前1800年伏尔加河地区帕塔钵波夫墓葬、哈萨克斯坦北部辛塔什塔文化和中亚大夏-马尔吉纳文化部分陶器也装饰有这种纹样。米底国王用其装饰王冠。阿尔泰山巴泽雷克文化有城垛崇拜。洋海墓地流行的城垛纹彩陶杯流行年代和地域非常明确，主要见于洋海墓地第1－2期墓葬，无疑是对西亚城垛纹的刻意模仿。[23] 在新疆和静县拜勒其尔墓地201号墓出土的黄金饰物中亦见城垛纹（图19④）。从此墓随葬的带柄青铜镜看，年代大致在西汉时期。[24]

图20 吐峪沟佛寺壁画与波斯地砖、丝织品上的波斯艺术风格典型纹样：城垛纹与野猪头纹

1909年，奥登堡（S.F. Oldenburg）领导的俄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吐峪沟千佛洞发现一幅公元6世纪佛教壁画，上绘城垛纹、野猪头纹等萨珊波斯艺术典型纹样（图20上）。[25] 野猪头是波斯火祆教十大军神之一，屡见于波斯和中亚艺术。我们在伊朗国家博物馆见到一件萨珊波斯野猪头纹地板砖（图20左下），与吐峪沟千佛洞壁画的野猪头大同小异。近年交河古城附近巴达木墓地出土了一件野猪头纹丝绸复面（图20右下），属于麹氏高昌国时期（499~640年）。[26] 凡此表明，近东文明城垛纹艺术对吐鲁番盆地古代文化的影响长达1500年之久，从公元前9世纪直迄公元6世纪。

中国艺术中的波斯战马

公元3世纪，萨珊家族崛起于伊朗西南部法尔斯，建立萨珊波斯王朝。该王朝始祖萨珊是一位琐罗亚斯德教祭司，3世纪初萨珊之子帕佩克在其领地伊斯塔赫尔自立为王。224年，帕佩克之子阿尔达希尔一世推翻帕提亚王朝（即安息帝国）；226年在泰西封（巴格达附近）加冕，自称诸王之王。这是波斯人自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后首次重新统一，堪称波斯史上第二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鼎盛时期，多次威胁中亚贵霜王朝，并与东罗马帝国争战不休。伊朗设拉子附近帝王谷（Naqsh-e Rustam）有一幅罗马皇帝跪拜在萨珊波斯王战马下的大型浮雕，再现了萨珊王朝昔日的辉煌。

图21 帝王之谷波斯王霍尔木兹二世时期波斯武士作战浮雕

萨珊波斯商人还通过丝绸之路，与遥远的中国进行长途国际贸易。1981年，在山西北魏封和突墓发现萨珊波斯王夏普尔二世打造的银盘；[27] 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内发现了萨珊波斯银币和许多波斯艺术风格的金银器。[28]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以及两位波斯王相继被刺杀，不可一世的萨珊波斯帝国终于土崩瓦解，末代君主伊嗣埃三世之子俾路斯流亡长安城，任唐高宗朝右武卫将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与波斯王室流亡长安有关。

殊不知，萨珊波斯艺术还对魏晋时代中国战马的艺术造型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近郊帝王之谷考察时，见到一幅萨珊波斯浮雕上波斯武士和敌方战马头上马鬃皆被扎束起来（图22），这幅浮雕创作于萨珊波斯王霍尔木兹二世在位时期（303~309年）。无独有偶，华盛顿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萨珊波斯银盘上波斯王的坐骑，也把头上马鬃扎起来（图22）。此外，法国考古学家葛什曼的名作《波斯艺术》一书著录的萨珊波斯战马银造像，也把马头上马鬃扎起来。[29] 勿庸置疑，这是萨珊波斯艺术表现战马的典型手法。

图22 萨珊波斯银盘的波斯马

1969年，甘肃武威市擂台汉墓出土了99件青铜车马仪仗俑，是目前所见数量最多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其中包括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青铜马。考古学一般根据墓穴里年代最晚的东西来推断文物的年份，当初发掘擂台古墓时，铜器上虽有铭文，但是没有标明年份。于是，发掘者根据墓里出土五铢钱币，推断是东汉墓。后来，北京大学历史系吴荣增教授在甘肃省博物馆库房内重新检验了擂台墓出土的古钱币，发现大批西晋五铢，并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学术讨论会上公布了这项研究成果。此后，中国考古界业内人士都把擂台汉墓改为西晋墓。[30]

问题是，这些西晋五铢钱只能说明擂台墓的年代在西晋，并不能证明墓中青铜车马亦为西晋之物。按照考古学的原则，早期文物可以出现在晚期墓中。《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商后，把殷人宗彝和各种宝物分赐有功之臣；“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因此，西周墓有时随葬商代青铜器，甚至良渚文化玉器，当系周初瓜分的殷王室宝物。擂台西晋墓完全可能随葬东汉铜车马，所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走向盛唐”文物展时仍把擂台铜车马称作“东汉铜车马”。[31]

图23 武威市擂台西晋墓出土波斯艺术风格的青铜马踏飞燕

这次伊朗考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擂台西晋墓出土“马踏飞燕”青铜马模仿了萨珊波斯艺术，把马头上的鬃毛扎束起来（图23）。这一点从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擂台西晋墓出土青铜车马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其艺术造型也是把马头上的鬃毛扎起来（图24），而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马、汉元帝渭陵出土西汉玉马，皆无扎束马头鬃毛的现象（图25）。

图24 武威市擂台西晋墓出土波斯艺术风格的青铜马

萨珊波斯王朝建于公元226~650年（相当于曹魏文帝黄初七年－唐高宗永徽元年），那么擂台晋墓出土“马踏飞燕”青铜马和青铜车马当即中国与萨珊波斯帝国文化交流的产物。这就从考古学角度首次证明，时下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青铜马是西晋工匠模仿萨珊波斯艺术创作的。

图25 咸阳博物馆藏汉元帝渭陵陪葬坑出土西汉玉马

先秦古籍有一本书，名叫《世本》。其书早佚，如今只有辑本流传于世。[32]《世本·作篇》专门收集历代古书说的中国各种发明创造，诸如“黄帝始蒸谷为饭”（《逸周书》）；“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路史·后纪》四注）；“苍颉作书”（《尚书序正义》）；“相士作乘马”《周礼·校人注》）；“鲧作城郭”（《礼记·祭法正义》）；“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注》）；“杜康造酒”（《书正义》同上）；“空侯（即箜篌），空国侯所造”（《通鉴·汉纪》三十六胡三省注），不胜枚举。殊不知，世界上许多发明创造皆与中国人无关。据考古发现，小麦最早在西亚人工培养成功；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城市皆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家马是南俄草原游牧人在乌克兰驯化成功的；哈萨克草原辛塔什塔·彼得罗夫斯卡文化的创造者于公元前2000~前1800年率先发明了双轮战车；葡萄酒是希腊人的一大发明，烧酒的发明则归功于阿拉伯人，而古代中国起初只会做米酒。尽管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但中国文明的发展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的历史，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为“失落的文明”，与中国人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我们在伊朗考察的研究成果再次揭示了这一点。

2012年7月16日于京城蓝旗营寓所

参考文献：

[1] M. Roaf,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1990, pp. 104-105; S. M. Shahmirzadi, The Ziggurat of Sialk, Sialk Reconsideration Project, Report No. 1, Tehran, 2004.

[2] R. Ghirshman, Fouilles de Sialk près de Kashan, 1933, 1934, 1937, 2 vols., Paris: Paul Geuthner, 1938-39.

[3] R. Ghirshman, The Art of AncientIran, New York: Golden Press, 1964, pp. 15-16.

[4] 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初探》，《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32－33

[5] 林梅村：《吐火罗神祗考》，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26。

[6]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411。

[7] 林梅村，前揭文，页1－26。

[8]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22－123。

[9] 陈燮君、陈克伦主编：《大英博物馆藏亚述珍品：艺术与帝国》，上海：上海博物馆，2006年，页49。

[10]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页99－149。

[11]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P. R. S. Moorey, Ancient Bronzes from Luristan.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74; S. J. Fleming, V. C. Pigott, C.P. Swann, and S.K. Nash, “Bronze in Luristan: Preliminary analytical evidence from copper/bronze artifacts excavated by the Belgian mission inIran,” Iranica Antiqua, 2005; 高滨秀：《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2005年。

[12] Guitty Azarpay, “Some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Motifs in the art of Pazyryk,” Artibus Asiae, vol. XXII-4, 1959, pp. 313-339; Anne Roes, “Achaemenid Influence upon Egyptian and Nomad Art,” Artibus Asiae, vol. XV, 1952, pp. 17-30.

[13] A.U. Pope, “Dated Luristan Bronzes,” BAIPAA, vol. VII, 1934, pp. 19-20.

[14] L.D. Levine, Levine, "Geographical Studies in the Neo Assyrian Zagros,"Iran11, (1973, p. 105.

[15] F.T. Hiebert,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with Foreword by C.C. Lamberg-Karlovsky, Cambridge: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16] 新疆塔城出土羊首剑，参见祁小山、王博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233，图7；新疆巴里坤出土羊首刀，参见岳峰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页114，图0268；妇好墓出土羊首刀，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图版拾伍。

[17] 初仕宾：《甘肃灵台西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 年第2 期，页99－110。

[18] 关于兹维耶至河西走廊的各种牌饰，参见R. Ghirshman, The Art of Ancient Iran, New York: Golden Press, 1964, pp. 116-117;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45；祁小山、王博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203，图10；沙井文化牌为甘肃省博物馆展品。

[1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古墓葬》，《考古》1997年第9期，页39－45。

[2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页1－27；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页99－149。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页76－77。

[22] 高西省：《战国时期鎏金器及其相关问题初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4期，页43－55。

[23]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409－410。

[24] 岳峰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页175，图0463。

[25] After Albert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 Kultsta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icht uber archa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ca, Qar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2, p. 331, fig. 663.

[26] 李肖主编：《吐鲁番文物精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页119下。

[27] 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银盘》，《文物》1983年第8期。

[28]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29] R. Ghirshman, Persian Art, Parthian and Sassanian dynasties, 249 B.C.-A.D., New York: Golden Press, 1962, pp. 220, fig. 262.

[30] 杨泓：《骏马奔腾——中国古文物中关于马的艺术造型》，香港历史博物馆编：《天马神骏——中国马的艺术和文化》，香港：香港历史博物馆，2008年，页20－21。

[31] James C.Y. Watt,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suem of Art, 2004, p.105.

[32]《世本》为先秦重要史籍之一，司马迁曾采摭其中资料编写《史记》；班固、刘向、王充、郑玄、赵岐等两汉学者亦多引证。《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著录《世本》十五篇，汉以后史志所载《世本》凡七种，始于黄帝，止于春秋（《后汉书·班彪传》）。唐代避太宗李世民讳，改称《系本》或《代本》。该书在唐代已残缺不全，宋代散佚，今有[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传世。

林梅村教授2012年伊朗考察记（完整版）已在文研院官网“丝路现场”栏目发布，共五篇。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浏览全部。以下是另四篇考察记的题目和摘要：

波斯湾古港口的变迁——2012伊朗考察记之一

2012年1月，我们有幸应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馆长阿克巴扎德（Daryoosh Akbarzadeh）博士邀请，亲临其境，对伊朗首府德黑兰以及南部城市库姆、卡尚、亚兹德、伊思法罕、设拉子、阿巴斯港、霍尔木兹岛等地名胜古迹和博物馆，进行了为期11天的实地考察。这次伊朗考察收获巨大，对我个人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波斯湾饱经沧桑的古海港。回国后搜集相关史料，翻检前人对伊朗的考古调查，颇有所获。草拟此文，重点介绍我们在波斯湾的考察成果。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波斯湾古代海港的变迁，大致分为尸罗夫港、霍尔木兹旧港、霍尔木兹新港三个发展阶段。

天涯若比邻——2012年伊朗考察记之二

 在西方各国主流媒体的大肆渲染下，伊朗被人为妖魔化，成为当今世界保守、愚昧、独裁、邪惡、扼杀人权的“流氓国家”。在美国、欧盟和以色列咄咄逼人的威胁下，伊朗上空阴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当朋友得知我们要去伊朗考察，都大惊失色，劝我们不要贸然行事。殊不知，境外丝绸之路考察是我一直追寻的梦想。以前过于小心谨慎，不仅错过了去阿富汗，而且错过了去巴基斯坦的机会。这次不能再错过伊朗，一定要赶在西方政客把中东彻底搞乱之前，实地体验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

波斯建筑艺术巡礼——2012年伊朗考察之三

伊朗古称“波斯”。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与伊朗进行长达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在语言方面，波斯语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国际交际语，许多波斯语词汇借入汉语。在宗教方面，波斯火祆教、景教、摩尼教相继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宗教产生重大影响。在工艺美术方面，波斯玻璃、金银器、织金锦（波斯语nasīj）及其制作工艺不断传入中国，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社会物质生活。殊不知，波斯建筑艺术也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将结合中国考古发现和2012年伊朗实地，介绍波斯建筑艺术及其对中国古代建筑之影响。

波斯文明的洗礼——2012伊朗考察记之四

正如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指出的，“凡考一代之美术，必兼考其建筑遗物，顾吾国言建筑者向无专书，而元西域人建筑之存于今者尤罕。” 13世纪中叶，蒙古西征，劫掠了大批波斯工匠。他们在蒙古汗国首府哈剌和林兴建伊斯兰教清真寺、土耳其浴室（hammām），并用波斯艺术风格的蓝琉璃砖装点万安宫，从而将波斯建筑艺术传入蒙古高原。中统元年（1260年）和至元四年（1276年），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丁相继参与元上都和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波斯人的建筑理念进而传入中国内地。本文将以哈剌和林和元故宫的土耳其浴室为切入点，结合2012年伊朗实地考察，探讨波斯建筑艺术对蒙元帝国皇家艺术之影响。

责任编辑：陈锐霖、胡甲鸣